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全面开启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实现这个跃升和质变，既要解决长期困扰我国教育的老问题，又要创造未来教育新模式，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教育体系。所有的目标和措施只有一个核心，就是要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力，发展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为每一个孩子健康发展、成长成才提供条件和通道，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有生力量。为此，基础教育至少要在以下七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学校布局规划不仅关系到学校的地理分布和资源配置，也是落实教育理念和政策要求的重要载体。优化学校布局不仅要着眼于解决眼前的结构性问题，还要适应教育强国的长期需求。近些年，随着适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加速，义务教育学校“农村空、城镇挤”现象加剧，农村和部分乡镇“空壳学校”、微型学校大量增加，城镇学校特别是一些热门学校办学空间拥挤，城乡学校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优化再次凸显紧迫性。优化学校布局，应当建立新的参考系，除节省财政经费、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的考虑外，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理念，适应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需要，反映教育发展新趋势。一是适应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口流动趋势，参考世界教育强国的学校规模，缩小城镇学校校额、班额标准，保持学校间规模相对均衡，调减大校额、大班额。二是结合乡村振兴工作规划学校布局，构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强农村学校和教学点办学条件配备，配套校车等服务，规划建设寄宿制学校，方便借助地方自然和文化资源开发校内外课程。三是考虑家校社合作育人共同体建设需要，促进学校与家庭、社区共建和设施共享，推动“学、住一体”和公共教育服务便捷化，将建设学生家门口的优质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

教育评价改革是发展素质教育、缓解应试竞争、营造教育新生态的关键举措，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性改革。教育的评价包括考试机构、招生学校、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校、家长、社会对教师的评价，政府、社会、家长对学校的评价，社会、家长、学校师生、上级政府对政府的评价，等等。其中，所有的评价都离不开“学生评价”这个核心。评价对象多样、主体多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决定了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面向“破五唯”开启了全面的教育评价改革进程。到目前为止，在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和政府教育绩效评价方面都作出了探索，过程评价、增值性评价等评价方法也在尝试运用。但教育评价改革在很多地方和学校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评价改革相配套的政策调整缺失，特别是学生的综合评价、发展性评价与中高考的关系，与教师评价、学校评价、政府绩效评价的关系；教师、学校评价的结果，与教育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奖励激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成为这次教育评价改革实施的真正阻力。评价标准的改革、评价技术的进展，必须与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围绕教育评价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成为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策略。

高中阶段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腰部”环节，从学生身心发展上是心智趋向成熟、个体生涯开始定向的阶段，从教育内容上是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衔接、学生开始分流的阶段。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关系到为初中毕业学生提供更多出路，为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源支撑，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枢纽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党的二十大再次提出“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推进职普融通”，在统筹考虑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政策逐渐形成。从之前的实践看，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同样不仅是学校和教学层面的改革，而且需要更加深刻和系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一是与之直接相关的中考和高考招生方式、评价标准改革。上下的通道要逐步打开，“两头堵”情况下的高中多样化发展、综合高中建设效果可想而知。二是与之相适应的高中课程改革。多样化意味着新的共同基础和丰富的选择性，要提供多样类别和层次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通道。三是管理改革。要从综合高中学生可以拥有双重学籍开始，逐步打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学籍壁垒，建立新的学生、教师、学校评价体系，教育行政机关内部要建立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四是资源统筹。包括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办学条件、教师资源的统筹，政府财政投入方式的改革，以及从县级为主到市级统筹的管理体制变迁。

近些年，中小学校学生、教师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而且有加剧的趋势。教育系统严重内卷内耗，学生、教师生活在紧张焦虑的状态中不能自拔，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宏大的目标都将成为空话。师生负担过重是教育体系和体制性问题的外在表现，它与社会上的“鸡娃”“择校热”，与学科性校外培训和竞赛泛滥以及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有共同根源，就是高中及以上层次学校不够多样化和教育评价单一、升学通道狭窄。本文前面提到的措施旨在治本，但师生减负已经非常紧迫，必须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建立更为有效的政策规范，标本兼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重建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将一切“进校园、进课堂”要求归口管理，建立“进校园防火墙”，将师生负担作为学校评价、地方政府教育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开展专项督导督查和常态化监测，建立奖惩机制。另一方面要下定决心做学习时间“减法”，大幅度缩减初中和小学学科学习时长。根据PISA2018测试结果，参测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包括课内和课外）44小时，中国大陆参测地区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57小时。其中，我国参测四省市学生每周校内学习时间总长将近32小时，语文（阅读）、数学、科学三科学习时长均在5小时左右，均居参测国家（地区）前列。[1]总学习时间长，除去可能有参加校外培训的因素外，根源还是在校内。因此，应显著减少在校课堂授课时数，进一步减少课后作业量，建立刚性底线标准和常态化跟踪、反馈、纠偏机制。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引导他们自由地开展文体活动、阅读、参加兴趣小组，发展自己的爱好甚至无所事事地“玩”，让学生有充足的睡眠，这本应是教育的正常样态。

教育强国的教育，肯定不能是局限在学校、局限在教育系统的教育，而是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教育。在做好校内“减法”的前提下，要让学生更多走出校门、走出家庭，享受丰富多彩的校外教育资源，体验社会生活，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要让学生感受真实生活、发现自我，开发兴趣爱好，培养社会生活能力，为生涯发展做好准备。校外教育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需要在政府主导、学校参与下做好规划，以法律和政策界定社会各方职责，吸纳各方资源，形成全社会支持教育的氛围。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无处不在的社区绿地和儿童活动场所，便捷宽敞的社区公共图书馆，有志愿者参与提供指导儿童玩耍的社区中心，正规化的童子军训练营，开放的大学实验室、职业学校实训空间，提供免费补习的学习困难学生学校，等等。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都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

数字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以数字化开辟教育新赛道，推动教育变革，抢占世界教育前沿，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数字化引发的教育变革，实质在于学习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从教育一线、从改变教与学的微观生态开始，从数字化所支持的无边界学习、无门槛学习、互动式学习、虚拟现实学习、个性化学习开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建设、管理系统升级，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教育数字化更为核心的战略，应是围绕一线教育教学改革需求，形成支持多样化教育教学新模式生成机制。其中最为关键的群体是教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激励教师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教学改革，为教师提供能够实现自己教学创想的数字基座，着手推进这些变革所需要的教学设施建设、教学管理改革、学校治理方式变革、政策支持系统升级，这是教育数字化的应然逻辑。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路径。[2]建设教育强国必须以现代教育治理的思路，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激发地方政府、学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集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元共治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没有治理的变革，所有改革措施都无法解决“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无法成为地方和学校的自觉行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是在总结40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在深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2015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清晰阐述了管办评分离的政校社关系图景，厘清了政府管理边界和管理方式转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以及社会参与管理和评价的途径与形式。因此，这项改革并不需要另起炉灶，但有待重新启动，有待改变推进策略。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来自基层和民间的力量推动，学校改革需要政府倡导、授权和保障，社会参与则需要建立平台和建立规范化流程。

以上均涉及位于深水区的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固化的利益格局和习得性路径依赖。这样的改革需要足够的远见、魄力和智慧，但要避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40余年的改革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来自基层，来自地方和学校。

作者：王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小学管理》2024年第4期 · 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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